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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嘶鸣 28



28、

米勒作为公诉人,曾经以他自身的母子关系来打动陪审团,实际上,他的家庭并不温馨。

米勒在城里和郊外都没有房子,他平时在军队,假期就住在酒店,至于家人,他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跟他们联系是在什么时候了。

他没有情人,没有朋友,除了工作以外,他似乎一无所有。

然而他从来不会贬低自己。他对自己的人格有着非常强烈的自豪和自信。

他也从不自大,总是以审慎的目光让自己能够客观地完成工作。

他让目光在几步之遥的被告席扫过。

他今天依然是为了起诉冬日战士而来。

“是的,美国队长是很英俊,”他的助手斯坦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被告席,自作主张地用赞同语气说,“穿西装尤其好看,看那黑色面料下鼓起的肌肉,跟他端正的侧影相得益彰。不过他居然还代替缺席的辩护律师作为代理人出庭,真是智慧和光荣并重......”

助手在公诉人的注视下渐渐消声。

“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斯坦,”米勒皱着眉沉思,“你帮我回想一下。”

“乐意效劳,先生。”

“我为什么会选你这种人当我的助手?”

“我说不好,”斯坦端正地面对嘲讽,“可能是因为你的品位就是这种层次。”



史蒂夫能够被允许成为巴基的代理人,要多亏了他在舞台上揍希特勒时受过的法律培训。

那时除了演出没别的工作,他就这个学一些,那个学一些。从故纸堆里找出的条例证明了通过当时的培训就有了在通用军事法庭出庭辩护的资质。

在哈里森莫名失踪的时刻,他们放弃了把更多人卷进这场审判的想法。

米勒当然没有异议,还很尽责地主动提出顺延审判,让辩方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寻找辩护律师。

在法官布朗沉着的声音中,第二次法庭辩论拉开帷幕。

证人是个满头白发的女性,她的精神在这个年纪算是不错的。

“夫人,请说出你的姓名和职业。”

“你可以叫我维尼,”她的声音里带着老人特有的颤抖,“我退休之前是护士。”

“好的,请你看看被告席,你认识被告吗?”

维尼眯起眼睛,她混浊的眼球在看到巴基时瞬间爆发出光芒,又很快湮灭。

“我不知道我是否认识。”

“我也不明白你的意思,女士。”

“我看过那张脸,”老人颤巍巍地说,“但是如果那个人还活着的话,不应该这么年轻。”

“你在什么时候看过这张脸?”

“1977年12月25日,”她毫不犹豫地说出一个日期,可见印象深刻,“我的雇主是被他杀死的。”

“你的雇主?”

“是斯塔姆先生。”她老迈的身躯随着这个话题变得紧张。

“可以具体说说吗?”

“当然,先生。”

老人沉默片刻,开始讲述:“那是圣诞节,斯塔姆先生和他的女儿一起欢度节日。斯塔姆小姐有哮喘病,我当时是她的家庭护工。”

可能是由于年老,也可能是由于激动,她的讲述有些颠三倒四,但是并不妨碍别人理解她的语义。

“斯塔姆先生给我放假,我在门口跟斯塔姆先生和他的女儿说了再见,高兴地乘车想去我的姐姐家。在出城后,汽车抛锚了。”

“那天雪很大,我等了一个小时,车总不来。我想起斯塔姆先生曾经邀请我一起过圣诞,于是打算回到斯塔姆家。我单薄的衣服受不了风雪了。”

“我搭了个顺便车,在距离斯塔姆家一英里的地方下车,这点距离,我觉得我是能走过去的。”

“可是天气太冷了,我被冻了那么久,手脚都僵了,我远远地看着房子,看到斯塔姆先生的保镖们依然在附近警戒,于是我知道,他们父女一定在家。我走不动了,打算不从正门进去,也省得那些保镖啰啰嗦嗦地来核实我为什么去而复返,而是直接抄近路,打算从房子旁边的仓库进去。”

米勒打断了证人的描述:“可以说说你是怎么从仓库进去的吗?”

“哦,当然可以,”证人回忆了一下,“那是斯塔姆小姐和我的小秘密。他们家的房子旁边有个地下仓库,仓库的入口一半在地上,被伪装成岩石的模样。仓库和房子之间被一扇厚厚的木板隔开。斯塔姆小姐和我在木板和地毯上钻了个眼,有时会玩战争游戏,假装我们是躲避纳粹的波兰人,钻到地下仓库看外边的情况。这件事只有斯塔姆小姐和我知道。”

老人在这里停下来,嘴唇微微发白。

“你进入仓库,然后呢?”

“我拿着钥匙,准备打开仓库和房子之间的隔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从那个小眼向房子里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我就是这么做了。”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那张脸,”她带着恐惧指向巴基,“他就站在那,像一尊黑色的、冰冷的塑像,像死亡。”

巴基听着这些,他想起来了。

这是他的一次刺杀行动,他受命让目标在浴室中“意外”死去。可当他到达现场后,发现一个自己事先不知道的因素也在那。

一个女孩,至多只有8岁,在客厅的沙发上,抱着一个美国队长的玩偶娃娃睡着了。

他那如机器般一片空白的内心被触动,可能是女孩的睡态纯洁无瑕,可能是“别让孩子看到杀戮”的常识突然冒头,可能是女孩怀中的玩偶在微笑,总之,他感到棘手。

任务要完成,但不能在女孩面前。

随之而来的还有不满和疑问:为什么在描述任务目标时,没人告诉他现场有个孩子?

证人那苍老声音继续在寂静的法庭回响,把人带到1977年风雪肆虐的圣诞节,在那被保镖们拱卫的温暖室内,一个父亲在他熟睡的女儿面前面临死亡的威胁,一门之隔的仓库里,惊慌的护士停下所有呼吸,无法动弹,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斯塔姆先生倒在地上,还有呼吸,上帝啊,我看得那么清楚。然后......然后那个黑色的人影——他那么可怕,他用一个对讲机之类的东西,说了几句俄语。”

“你听得懂吗?”

“懂一些。”

“说说他说了什么?”

老人用英文复述:“他说:把这个女孩带走,她是意外因素。”

“他当时的语气是怎样的?”

米勒的这个询问让她整个人都紧绷成了一条直线:“哦,你说语气,他没有语气,他没有温度,他就是站在那,说出这句话。”

米勒立刻用手做了个向下按的动作:“冷静,女士,没人能伤害你。”

斯坦不由得看向史蒂夫,如果是有经验的律师,会在这时果断地打断质询,避免证人的恐慌情绪过分渲染被告的可怕。

公诉人停顿片刻,换了种问法:“他为什么要让人带走女孩,你能判断出原因吗?”

老人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动,不知道是出于恐惧还是悲伤,抑或是曾经拯救她生命的直觉在告诉她:这一切隐藏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深沉悲剧。

“很不可思议,”她哽咽着,“我认为他是不想在孩子面前杀死她的父亲。”

“然后发生了什么?”

“他跟对讲机对面争执了几句,向斯塔姆先生走去......然后我就没看见。”

“发生了什么?”

“圣诞树上的彩纸落到了洞眼上,遮挡了我的视线。但我不敢动,甚至不敢离开仓库去报警,我知道,我哪怕发出树叶落地那么细微的声音也会被发觉。我等了很久很久很久,直到房间里传来惊叫才敢活动手脚。后来我知道,斯塔姆先生在浴室里滑倒,脑袋砸到地面上,摔死了。”

“他的女儿怎么样?”

“我不知道,警方不告诉我,后来听说被收养了,又有人说也死了,还有人说她在国外......”

“你什么时候从仓库里出来的?”

“第二天下午......我很怕,我怕那个黑色的身影知道我看到这一切,也来杀我,于是我直到下午才出来,我又冷又饿,叫了计程车去了姐姐家.......我说谎了,我说汽车在路上抛锚,等了很久才叫到计程车。”

询问也就这样了,人们沉浸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案情中。

米勒估计时间差不多了,用明朗的声音把人们从沉思中唤醒:“按照被告的主张,他在杀人时毫无自我意识,如果——我是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很难苛责这样一个人,他被洗脑,被操纵,被逼迫犯下那些罪行,我们似乎真的应该只去寻找他的幕后主使者,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称为被害者。但是从这个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其实具备着人性和常识,他知道一个女孩失去父亲意味着什么,可他还是做了。他知道自己在做怎样残忍的事,他还是做了。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他就是做了。或许,我们会说,他在那种情况下,保有一丝良知,难能可贵,可这就是人性,女士们先生们,无论多么邪恶的罪行中,只要去找,总能找到那么一丝人性的光辉。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我绝对不认同他在犯下罪行时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因为他的人性如此丰沛,既邪恶,又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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